促进中部崛起的国家援助政策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十一五”期间，国家仍应把区域政策的重点放在西部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和民族地区政策。今后国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中，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再实行大面积、普惠制的援助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要更多地依靠中部自身的力量，要高度重视培育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国家应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并在资金、政策和重大项目等方面，对中部地区的粮食主产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以及贫困地区和老区发展等给予相应支持，实行有差别的援助政策。具体讲，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这种差别援助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粮食主产区及农产品转化给予政策支持。一是加大对中部农村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田水利设施、农村电网改造、水源工程体系、县乡公路、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等的投入力度，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二是对中部粮食主产区给予更大的财政扶持，帮助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种粮大省、种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核销粮食主产区粮食挂账；增加粮食风险基金；适当调减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的地方配套比例；进一步提高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的标准，当前可考虑将粮食补贴由每亩１０元提高到５０元。三是完善主产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其建设各种类型的粮食批发市场，加快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２）促进资源型城市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目前，中部地区已有一些资源型城市开始进入老年期，如大同、临汾、焦作、鹤壁、萍乡、钟祥、临湘等，有相当一部分城市进入了中年期，各种结构矛盾日益凸现。为此，今后在进一步加强中部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的基础上，要鼓励中部资源型城市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积极培育接续产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加工增殖程度。同时，要建立和完善衰退产业的退出机制，并加大国家财政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此外，要加强对矿山沉陷地的治理和生态恢复等。目前，山西省因采煤造成地表沉陷有１８４２处，煤炭采空区近２万ｋｍ２，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１３％。为此，建议国家在中部地区实施煤炭沉陷区治理工程，并比照东北地区的办法，将中央补助的比例提高到５０％。从长远发展看，应将沉陷区治理纳入煤炭生产成本，以解决治理资金的来源问题。

    （３）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如前所述，中部地区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老工业基地，其中有不少目前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扶持。为此，建议中央在总结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经验的基础上，将国家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些政策措施延伸到中西部地区，重点是针对那些问题突出的老工业基地。比如，国家要重点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加大对中部老工业基地国债资金、技术改造、财政税收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主辅分离，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加强对中部老工业基地的环境治理，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等等。

    （４）加大对中部贫困地区和老区的支持力度。国家应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并在红色旅游和生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人才培养、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５）鼓励沿海地区产业和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目前，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越来越有限。随着这些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能源和资源的短缺，一些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周边地区转移，而中部地区是大规模承接这种产业转移的理想区位。为此，当前应借鉴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经验，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鼓励沿海地区产业和企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所谓“胡萝卜”，就是国家要对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沿海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如土地、财政和税收刺激等。比如，目前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所得税大都降到１５％，而中部６省仍高达３３％。为此，可以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外资企业实行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一样的１５％企业所得税税率。所谓“大棒”，就是要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给予一定的限制，鼓励沿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中西部地区同类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魏后凯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研究员）